隋文帝开皇七年（公元587年），一道诏书传遍全国：“诸州岁贡三人”——此前由贵族世袭、官员荐举的选才模式，首次被“分科取士”的制度取代。这一变革的种子，早在西周“官学”中就已埋下：那时的“辟雍”不仅是教育机构，更是选拔“国子”（贵族子弟）进入朝堂的摇篮。从周代“学在官府”的贵族教育，到汉代“察举制”的荐举贤能，从魏晋“九品中正制”的门第垄断，到隋唐“科举制”的公开考试，古代中国的选才制度，始终在“血缘世袭”与“能力取士”之间博弈，用制度设计，将“人才”与“治理”紧密绑定。
选才，从来都是国家的“命脉”。从原始社会“禅让制”的朴素尝试，到周代“六艺教育”的素养培育，从汉代“举孝廉”的德行导向，到魏晋“品第人物”的门第筛选，从唐代“进士科”的文采比拼，到宋代“糊名誊录”的公平追求，从明清“八股取士”的规范与僵化，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演变，始终在“政治需求”与“社会公平”之间平衡。这些制度的背后，是“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”的治理智慧，也是古代中国在“阶层固化”中对“流动与活力”的持续探索。
先秦至秦汉：选才制度的奠基与探索
先秦时期的选才与“血缘”深度绑定，秦汉尝试突破世袭，开创“荐举制”，为后世选才制度提供了原型。
周代：“学在官府”与贵族世袭的双重性
– 官学体系与人才培育：周代建立“国学”（中央官学，分“辟雍”“成均”等）与“乡学”（地方官学，如“庠”“序”），“国学”学员为“国子”（诸侯、卿大夫嫡长子），学习“六艺”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）——“礼”练礼仪（如朝聘、祭祀），“乐”修德行（如《诗经》教化），“射”“御”强武艺（战车驾驶与射箭，需通过“大射礼”考核），“书”“数”攻文算（书写与算术）。《周礼·保氏》明确“养国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艺”，掌握“六艺”是进入仕途的前提，如周公之子伯禽在鲁国推行“庠序之教”，培养治理人才。
– 世卿世禄制的局限与突破：主流选才以“血缘”为核心，“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”（《左传》），官位父子相承。但也存在“破格录用”：商汤举奴隶伊尹为相（“负鼎俎，以滋味说汤”），武丁拔傅说（筑墙奴隶）治国（“若作和羹，尔惟盐梅”），西周姜子牙“垂钓遇文王”（以兵法献武王）。这些案例成为“任人唯贤”的精神象征，《礼记·礼运》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”，正是对这种理想的描述。
春秋战国：“士阶层”崛起与私学革命
– 士阶层的流动：礼崩乐坏中，“士”（没落贵族、平民知识分子）脱离血缘束缚，成为独立群体。他们凭借学识、武艺游说各国，如苏秦（平民）挂六国相印（“合纵抗秦”），吴起（卫国平民）为魏将（“尽得秦河西地”）、楚相（主持变法），“得士者强，失士者亡”成为各国共识。
– 私学打破教育垄断：孔子首倡“有教无类”，弟子三千（含贫士颜回、商人子贡），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（《论语》）；墨子创办“墨家学派”，培养“兼爱非攻”的实用人才（如禽滑厘助宋抗楚）；稷下学宫（齐国）汇聚淳于髡、邹衍等学者，“不治而议论”，为齐王提供治国方案。私学的兴起，让平民获得知识，为突破“血缘选才”提供了基础。
– 军功与变法推动：秦国商鞅变法规定“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”，设“二十级军功爵”，士兵斩敌首一级可升爵，平民凭军功可至卿相（如白起、王翦均非贵族）；魏国李悝“食有劳而禄有功”，韩国申不害“因功授官”，打破世袭的制度性尝试逐渐增多。
汉代：察举制的创立与实践
– 察举制的核心机制：汉武帝元光元年（前134年），正式确立“察举制”——由郡国长官（太守、国相）在辖区内考察人才，推荐至中央，经考核后授官。主要科目：
– “孝廉”（每年每20万户举1人，侧重德行，为常设科目）；
– “秀才”（后避光武帝讳改“茂才”，侧重才能，由州举）；
– “贤良方正”（皇帝临时下诏推举，侧重直言极谏）。
– 制度成效与弊端：初期选拔了董仲舒（贤良对策提出“罢黜百家”）、公孙弘（布衣丞相）等人才，《汉书》称“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”。但东汉后期，地方豪强操控察举，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举孝廉，父别居”（《抱朴子》）中国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什么，门第因素抬头，如汝南袁氏“四世三公”，形成门阀雏形，为魏晋“九品中正制”埋下隐患。
魏晋至隋唐：选才制度的动荡与突破
魏晋“九品中正制”因门阀垄断走向僵化，隋唐创立“科举制”，开启“考试取士”的新时代，选才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。
魏晋：九品中正制的兴衰
– 制度设计初衷：曹丕采纳陈群建议（220年），设“中正官”（中央派往州郡的官员），负责“品第人物”：
– 评“家世”（祖先官爵）、“行状”（个人品行才能，如“德优能少”“才高性僻”）；
– 定“品级”（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），朝廷按品级授官。
初衷是“盖以论人才优劣，非为世族高卑”（《宋书·恩幸传》），试图平衡“门第”与“才能”。
– 门阀垄断的异化：西晋后，中正官多由门阀贵族担任（如琅琊王氏、太原王氏），评定标准逐渐偏向“家世”，形成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（《晋书·刘毅传》）的局面。如谢安（陈郡谢氏）“年四十余始出仕”，直接任吏部尚书；左思（寒门）作《三都赋》“洛阳纸贵”，却因出身仅任秘书郎，《咏史》“世胄蹑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，正是当时的写照。
隋唐：科举制的创立与完善
– 科举制的诞生：隋文帝开皇七年（587年）设“秀才科”（考方略），隋炀帝大业元年（605年）增“进士科”（考诗赋），标志科举制确立。唐代扩展为“常科”（定期举行，如进士、明经、明法）与“制科”（皇帝临时开设，如贤良方正、博学宏词）。
– 考生来源与考试流程：
– 考生分“生徒”（官学学生，经学校推荐）与“乡贡”（自学成才者，经地方考试推荐）；
– 需通过“乡试”（地方）、“省试”（中央尚书省，由礼部主持），武则天长安二年（702年）首创“殿试”（皇帝亲考）；
– 进士科考诗赋（如白居易27岁中进士，考场作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），明经科考经义（背诵《论语》《尚书》），进士科难度高（录取率约1%），有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之说，地位也更高（唐代宰相多为进士出身）。
– 打破门第与社会流动：唐代宰相中，科举出身者占50%以上，如张九龄（岭南寒门）、韩愈（河南河阳平民）、柳宗元（河东士族旁支）。科举让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成为可能，唐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，笑言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”（《唐摭言》），正是对这种制度效能的肯定。
宋元：科举制的成熟与公平化巅峰
宋代将“科举制”推向完善，通过技术手段保障公平；元代虽有波折，但为明清科举奠定了内容框架。
宋代：科举制的黄金时代
– 公平机制的创新：
– “糊名”（密封考生姓名、籍贯）、“誊录”（专人用朱笔抄写试卷，防止考官认笔迹），杜绝“人情分”；
– 禁止“公荐”（官员向考官推荐考生），宋太祖下诏“禁公荐，以防舞弊”；
– 考场设“巡按官”，严查夹带（考生需解衣搜身，《宋史·选举志》“禁带书册，违者黜落”）。
– 考试内容与录取规模：
– 进士科以诗赋为主，王安石变法时改考“经义”（解读儒家经典），后形成“诗赋+经义”并行；
– 录取名额扩大（唐代年均约20人，宋代约100人，最多一次录384人），且“殿试不黜落”（省试合格者殿试均录取），欧阳修（孤儿）、苏轼（四川眉山平民）、包拯（安徽合肥寒门）等均通过科举进入中枢。
– 社会影响：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成为共识，“士农工商”中，“士”的地位跃居首位。科举催生“士绅阶层”（有功名的平民），他们既是官员储备，又在乡主持公益（办学、修桥），如范仲淹（贫寒进士）创办“义庄”接济族人，形成“上下流动”的社会平衡。
元代：科举的停滞与转型
– 停考与恢复：元初（1237-1315年）停科举78年，选官侧重“怯薛”（蒙古贵族护卫）与“吏员”（地方小吏晋升），汉族文人多“隐于市井”（如关汉卿）。元仁宗延祐二年（1315年）恢复科举，意在笼络汉人。
– 制度特点与影响：
– 实行“南北分榜”：蒙古、色目人考“经义”（较简单），汉人、南人考“经义+策论”（较难），录取名额相等（各25人），实质不公；
– 首创以“四书五经”为核心教材，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标准答案，为明清“八股取士”奠定内容基础。
明清：科举制的定型与僵化
明代科举形成“三级考试”体系，流程严苛；清代沿用明制，但后期因内容僵化无法适应时代，最终被废除。
明代：科举制的规范与局限
– 三级考试体系：
– 院试（县、府、省学政主持，录取者为“秀才”，入官学）；
– 乡试（省级，三年一次“大比”，录取者为“举人”，可任县官）；
– 会试（中央，乡试次年春，礼部主持，录取者为“贡士”）；
– 殿试（皇帝亲考贡士，分三甲：一甲三名“状元、榜眼、探花”，赐进士及第；二甲赐进士出身；三甲赐同进士出身）。
– 八股文的创立与束缚：考试需写“八股文”（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），格式固定，内容限于“四书五经”，且需按朱熹注解立论。朱元璋认为“八股文可防异端”，但逐渐沦为“代圣贤立言”的文字游戏中国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什么，如归有光八次落第，感叹“文章与时高下，而考者独取一体”（《震川先生集》），创造力被严重束缚。
清代：科举的延续与终结
– 制度延续与调整：清代完全沿用明制，增设“满汉分榜”（初期满人单独考试，标准更低），康熙后渐趋统一。康熙、乾隆开“博学鸿词科”，破格录取朱彝尊等文人，弥补科举不足。
– 僵化与废除：鸦片战争后，西方科技传入，科举因“考经义不涉实务”遭诟病。1898年戊戌变法废八股，改考“时务策”（如“如何自强”），但变法失败后恢复；1905年，张之洞、袁世凯等奏“科举一日不废，学堂一日不兴”，清廷下诏“立停科举”，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终结。
选才制度的“治理密码”
从官学到科举，古代中国的选才制度始终藏着三个“治理密码”：
– 公平优先的价值内核：从周代“选贤与能”的理想，到汉代“察举”的德行导向，再到宋代“糊名誊录”的程序公平，制度设计始终对抗“血缘世袭”。科举制的“公开考试、择优录取”，被西方借鉴为近代文官制度（如英国1854年文官考试制度），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称其“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、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”。
– 服务治理的实用逻辑：选才标准随治国需求调整——周代“六艺”培养“文武兼备”的贵族（适应分封制），汉代“举孝廉”强化基层伦理（巩固大一统），唐代“进士科”彰显盛世文采（配合开放气象），宋代“经义”配合理学统治（强化思想统一），明清“八股文”侧重规范（维护皇权稳定），始终与“政治需求”深度绑定。
– 阶层流动的社会功能：科举制创造了“士绅阶层”（有功名的平民），他们既是官员储备，又是民间领袖（修桥、办学、调解纠纷）。如清代江南举人在乡主持义仓，同时通过科举进入朝堂，形成“上下流动”的平衡，缓解社会矛盾。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中举后，乡邻态度剧变，正反映科举对社会地位的影响。
这些密码的核心，是“以制度聚人才”：当官学培育贵族精英，当察举连接地方贤能，当科举打通寒门上升通道，选才制度就成了“社会稳定的黏合剂”。它让“知识”成为跨越阶层的工具，让“国家”与“个体”在“人才选拔”中形成共识，这种对“公平”与“效能”的追求，至今仍有启示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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